大英帝国的遗产汉化(大英帝国负面和正面遗产)

大英帝国的遗产汉化

1.在过去几十年里，后殖民研究蓬勃发展，包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遗产、剥削殖民地人口的后果、他们对殖民主义的反应以及他们在文学、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应。

2.在加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帝国安可:大英帝国晚期的文化项目》一书中，《现代帝国》的作者和历史学家卡罗琳·里特讨论了文化产业如何成为延长大英帝国在非洲寿命的战略的一部分，重点是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

20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官员以殖民开发的名义向非洲提供戏剧表演、广播服务和出版社。

4.他们通过戏剧、广播和书籍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英国价值观和英语。这个项目被证明具有非凡的灵活性，并成功地适应了大英帝国灭亡后的新现实，许多文化机构保留了它们在非洲的地位。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观众继续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收听BBC广播，而非洲政府则采用英国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科书。

卡罗琳·里特追溯了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和非洲民族主义统治开始时非洲的英语文学、戏剧、广播和出版事业，并展示了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三大文化机构如何将其工作与大英帝国的目标相结合，并在英国官方统治结束后继续这一项目。

追溯殖民主义结束及其后果后的动荡时期中产生的这些机构和媒体，里特首先提出了“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足迹”。

8.在她的介绍中，埃克塞特大学全球历史中心的学者洛瑞·李·李·奥茨说，这本书有效地解决了文化产品作为在广泛研究中建立帝国的工具的重要性。

9.尽管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报告，里特研究了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戏剧表演、广播服务和出版社，如何在殖民发展的幌子下被用来扩大帝国项目，但她强调，如果不进行比较和考虑整体情况，这项研究就无法以明显的方式完成。

10.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作者认为“大英帝国灭亡的政治历史必须与复兴帝国野心的文化史相吻合。”

11.本书的主要成就是将广播公司、流动剧团和印刷书籍汇集在一起，以展示“同一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何控制英国文化活动在非洲的连续性”。

12.英国文化机构的社会凝聚力由此得以体现，既体现在对帝国重要性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保护帝国的集体行动上。

13.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巴基斯坦裔美国思想家爱德华·赛义德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后殖民批评没有解除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武装。事实上，两者相辅相成，有时甚至会加强后者。"

作为后殖民研究的思想家和先驱，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像他的同事米歇尔·福柯和其他人一样）是在“东方化”和定型化之后对东方知识的专制使用，以便为其殖民化和控制做准备。

作者从第一手资料中解释了英国文化机构（包括BBC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公司）如何断言它们“增加了非洲人获取信息的机会并鼓励不同的声音”，以证明这些机构对后殖民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它们吸收不同的声音，以巩固它们在殖民主义离开后在非洲社会中的存在。

16.这本书令人信服地指出，英国官员最初计划通过白人定居者和精英人士到达东非和西非，但他们最终开始针对非精英的非洲黑人人口。

17.英国官员强调，他们希望英国和非洲之间的积极关系在后殖民时期继续下去，这与非洲作家和政治家在后殖民时期制定其民族国家愿景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说在非洲发生的是“帝国的重新崛起”。

18.例如，英国文化委员会依靠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课程和考试中的突出地位，继续向非洲出口戏剧和文学。

今天，英国文化委员会是一个促进文化和教育机会的公共组织。它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旨在“推广海外民族文化”。

20.这些努力还包括通过流动剧团发展戏剧表演，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带到殖民地，并提供学习英语的机会。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里特研究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活动。英国广播公司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本地广播，并于30年代初开设了海外分支机构，当时称为帝国服务。

22.后者基于短波广播，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现，“使广播公司能够以低成本进行远距离广播”。

23.作者说通讯设备经常被用来扩大殖民范围。正如电报线路的延伸和轮船、铁路运营范围的扩大一样，新的无线电技术也需要为帝国服务。

24.根据作者的说法，当地观众不是BBC的优先考虑对象。她指出，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三方侵略）后，英国开始通过向东非和西非的群众和土著人民传递自己的话语来处理非殖民化问题。

通过主张非洲的独立，BBC首次发现“在观众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刻，它被迫与后殖民时代的观众竞争”。

26.“各种书籍是文明取胜的手段。”本书第二章以1937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开头。作者说带给非洲人的书籍在殖民地传播了文化。

27.丘吉尔的话成为殖民地内部务实的政治态度。里特强调，“正是在那个时候，英国出版商开始对扩大业务范围表现出兴趣，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他们想象那里有无尽的未开发市场。”

28.他们抓住机会，开始重复丘吉尔的话。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追逐市场和利润。在他们心目中，“英国出版业在伟大文明中占有中心地位”。

29.自成立以来的30年里，英国文化委员会已经从几个部门和世界各地的代表处发展成为一个由数千名官员组成的组织，他们在70个地区工作，其中20个在非洲。

30.过去，官员们每三年在伦敦和海外国家之间往返一次。在我看来，这反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没有注意其官员是否需要在殖民地获得当地经验。

作者还描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如何代表“以伦敦为中心的精英阶层，他们有着明确的金融、政治和文化利益”。

帝国支持活动被视为英国公务员在非洲的安全问题。二战后，“官员们越来越担心撒哈拉以南非洲动荡的政治变化”。

33.殖民地官员认为，通过发展制度，他们可以利用公共领域来缓解政治变革的需求。

里特总结说:“英国文化帝国主义已经将自己重塑为一种新版本的全球归属感，其元素通常与西方价值观重叠，例如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出版业的竞争。”

35.这些行为是基于“尊重英国”的文化可以向世界传递善意信息的想法。作者认为，帝国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这些行为得到了文化自信的支持，这种自信引导英国在当今世界上寻求自己的角色。”

这一结论可能有助于解释英国最近的许多辩论和政策，例如近年来在脱欧后得到加强的“英国例外论”概念，即文化被用作帝国主义工具，试图通过软实力扩张帝国主义。